有人说，如果黄光裕能够及时收手，他或许成为另一个李嘉诚，这是他的老乡，也是“亚洲四下龙”之一的中国香港造就出来的一位名誉全球的华商。
然而，李嘉诚和黄光裕生存的时代和环境毕竟不同。惯性的使然，黄光裕终于没能够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即便身在牢笼，依旧可以行使他作为国美大股东的权利。当然，他与更加熟悉国际商业规则陈晓的国美控制权之争，也显示出他的商业思维已经落后。
一个显然的事实，如果不是在2008年迅速蹿升至高位后遽然跌落，黄光裕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佳代言人之一。而现在，他不过是这个时代里的典型财富故事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黄光裕是一个时代的产儿，似乎也注定脱离不了时代宿命。
生存为王
黄光裕出生在盛产商人的中国潮汕地区。
通过百度百科可以知道：发源于汕头市普宁县寒妈径的练江，奔腾70多公里后在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附近汇入大海。从海门逆江北上，从冲积平原慢慢进入丘陵地区，沿途有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乡镇，叫铜盂镇。从铜盂镇沿着泥泞的道路再向西走上约4公里，有一个叫凤壶的村庄。凤壶村有三个自然村，曾厝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庄。
这就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的出生地。黄光裕出生于动荡的1969年5月9日，哥哥黄俊钦长他3岁，另外，他还有两位分别小他4岁和6岁的妹妹黄秀虹和黄燕虹。兄妹四个原来都是跟母亲姓曾，直到1991年才改回跟父亲姓黄。
有好事者穿凿附会，称黄光裕的名字十分富贵，含“黄金万两、光芒万丈、富裕万代”之意。其实，他国内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黄俊烈，只有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
关于黄光裕的祖籍，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汕头市潮阳县西胪镇波美村人。其实这种说法也对，因为黄光裕父亲黄昌义是波美村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得知，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所以他后来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这种怨愤，也影响到了以后的黄光裕兄弟。
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后来与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做了“倒插门”女婿。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但是，无论是父系的土地传承，还是母系的商运亨通，都在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作者张小平在《首富真相》一书中写道：在那个经商被批判为十恶不赦、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地缘和血缘上的经商体统与基因，在以后激荡起伏的商业环境中发挥了作用。和张扬的黄光裕相比，大哥黄俊钦从小性格显得十分内向，一直沉默潜行，但两人后来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及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在伯仲之间。
1985年，被生存压榨的喘不过起来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从广东贩卖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远下内蒙古。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
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但显然，这对两兄弟的打击甚大，自此离开内蒙古，改到“祖国的心脏”北京继续“投机倒把”，谋一口饭吃。在他们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元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正在内心无比焦躁的时候，黄光裕认识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希望通过一个据点来改变自己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现状。
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是3年。
1987年1月1日，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无疑，与老乡的无私帮助不无关系。黄光裕刚到北京时，就结识了一大帮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的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黄光裕和许钟民犹为亲密。
1964年出生于潮阳县成田镇，曾担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有媒体报道，称多年来黄光裕和许钟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潮好味”边吃着弹牙的牛肉丸边聊着他们感兴趣的大项目。他和黄光裕兄弟的渊源更为深远，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
据媒体披露，许钟民就像黄光裕的大哥，对其照顾有加：在国美A股借道上市时便曾得到了许钟民的帮助；而2006年黄光裕兄弟遭遇调查门危机时，神通广大的许钟民更是出力不少。
不管怎样，黄光裕、黄俊钦两兄弟正式从“行商”变成“坐商”，拉开了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氏兄弟无意识中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不过，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19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那时我也琢磨过做食品生意，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做服装生意，有面料、季节性的讲究，我也不太懂。而家电相对比较定型，我觉得自己做起来还比较合适。当时家电还是有货不愁卖，就看你能不能进货。”后来，黄光裕在回忆当初创业情形时说。
尽管是有货不愁卖，但黄氏兄弟仍然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而当时那个卖方市场背景下，很多商家正在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
黄光裕回忆说，其实当时有“逼”的成分。因为那时的商业机构大多是国有单位，有一级、二级批发站，有自己的渠道和网络，实力比他强，门路比他多。“作为一家个体企业要想办法吸引来客户，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才行”，当时他想出的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薄利多销。
低价策略为小小的国美电器店带来了不少回头客。不仅是薄利多销，在货源上他也下足了功夫。“当时洗衣机、彩电等都是凭票供应的，要从非正规渠道得到这些货，就要去想办法。有时候，别人有好多好多产品，却没人来买，我就想办法从他手里把货拿过来。”为了寻找价廉物美的“好商品”，国美时不时和当时很多的家电零售商们一样，从广东番禺一带贩卖了一些走私货。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得不承认黄是一个商业天才。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在这个市场上留下了很多痕迹，他首创的很多零售业拓展模式后来成为一种行业的通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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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帝国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1988年，国美电器赚的盆钵皆满。但是，随后却是长达3年之久的“倒春寒”。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也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1992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南方之行，终于使中国经济寒尽春来。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
经过长达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然而，就在国美生意再次蒸蒸日上的1993年初，黄氏兄弟分家了。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另一种说法是，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但很显然，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已经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哥哥的一举一动，始终对黄光裕有着极大的影响。据黄光裕透露，黄俊钦比他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的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把国美电器做大后，黄光裕也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涉足房地产业，使他最终成为阶下囚。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
1993年，对黄光裕来说，另一件大事就是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杜鹃。
杜鹃当时是中行负责贷款业务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那就是黄光裕在那时就已经有意识地积极向银行靠拢，以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以支撑与他当时实力所不匹配的雄心。从事后的发展来看，黄光裕是极具能耐的，因为他们最终“人财兼得”——既俘虏了漂亮、能干的杜鹃的芳心，又取得了中行北京分行的信贷支持。
脱离了哥哥的束缚，24岁的黄光裕开始一心一意建造他的家电零售王国，并从此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书写他和国美的财富神话：1993年，黄光裕的小门面变成了一家大型电器商城；1995年，国美电器商城从一家变成了10家；1999年国美从北京走向全国…… 如果说黄光裕是众多厂家形容的零售市场的一个“价格屠夫”的话，至此，黄光裕初步打造了“国美”这把“屠刀”。
无疑，黄光裕也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人物。在不同的人嘴里，黄光裕的性格呈现出多样性。其秘书对他的评价是：为人仁厚，没有架子。据说他下班时经常和大厦里的保安、清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一些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也觉得，黄光裕为人直率质朴。
但对于与他合作的供应商来说，黄光裕是一个让他们“爱恨交加”的人。国美电器对每一位供货商来说，意味着的是极具诱惑力的巨大销售量，但他砍价时的“残酷”又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对黄光裕面部表情的典型描述是“大嘴一撇就说……”。在“2004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黄光裕曾有一段凌厉的讲话：“其实咱们谁也离不了谁，谁想把谁挤垮、谁想把谁控制在手心之中可能性都不大。我做事的规律就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给我付出，我就带头扶持你的品牌。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
而在鹏润大厦18层的国美公司总部，黄光裕更是一位让人敬畏的老板。有人称，甚至是他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志铭，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低眉顺眼像个小媳妇”，至于其他员工在谈到他时，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据一位现任职于国美的高管介绍，黄光裕“当他想好了一件事，或者在布置一件事情时，员工绝对是鸦雀无声，无条件服从的”。
2004年，黄光裕突然以“中国大陆首富”的身份走到人们面前时，过去那个一直默默无闻的潮汕小伙子一下子火了起来：一时，关于黄光裕及其国美帝国太过霸道的报道屡见报端，成为争议讨论的对象。更有意思的是，黄光裕干脆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似乎对“教父”、“价格屠夫”之类的称呼安之若泰。当时，有记者曾问他这个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黄听后哈哈大笑：“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就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楣！”不曾想一语成谶。
显然，人们对他的所有了解还是片面的，媒体把一个个侧面都放大了。16岁就随着大哥外出做生意，中间经历了多少白眼和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虽然成了中国的首富，但是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并没有消失。一个事实是，刚刚走红的他，面对媒体，剃了一个大光头，一上台就双手抱拳：“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大哥。”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还是有些害羞，说话非常谨慎，像是刚刚出道的明星，坐在椅子上的姿态，则有些刻意地做出大哥模样。但有知情人透露，那段时间他压力特别大，以至于头发掉得太厉害，只得“剃度”了事。黄光裕的办公室有400平方米那么大，平时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很少和下属沟通，非常孤独，也非常用功，因为事必躬亲，曾经累得眼睛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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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玩家
1996年，认识潮汕老乡詹培忠，使黄光裕走上了资本的快车道。
詹培忠，1947年出生于潮安县。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但他无心向学，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开始跟随父亲学做生意。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后帮香港富豪陈松青炒作其旗下的“佳宁”股票，获得“金牌庄家”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詹培忠做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内，詹培忠晋身亿万富豪之列。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联交所。但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詹培忠显然对黄光裕极为欣赏，他说：“这个后生仔好够胆同拼搏，加上少少运气，就行出条大路。”詹培忠又曾对人夸赞黄光裕的聪明，“很多事一说便懂”。
在詹培忠这位高人的指点之下，黄光裕终于修成了周伯通的神功：“左右手互搏”。2004年6月，在两掌的咫尺之间，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一夜暴涨40多倍，几十亿的财富汇集黄光裕名下。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本市场的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在连锁事业和资本市场都如鱼得水后，黄光裕终于忍不住要步其哥哥的后尘，进军房地产行业了。
黄光裕曾说：“有些人创业的时候可能为了挣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做一番事业，然后呢，要做到尽可能做大，一有机会绝对要出击，我属于这一种。我并不是说挣了钱，完了有个名，赶紧带老婆孩子享福去，完了看着钱别丢了，我可能不是这种人。我做事的习惯，方向一旦明确，大概都想好，应该有三分把握，我就敢去做。而且我是要求速度的，尽快实施，我不会说花三个月来谋划，把这个规划书标点符号我都给它改清楚了，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我是边实施边做边修正，(中途放弃的事)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在重要事情上要让我放弃可以说是非常难。”
不过，不知是由于过度自信，想表现出了与众不同，还是什么原因，在房地产项目运作上，黄光裕竟然引进了做连锁企业的成功经验：一个是坚持以现房的方式，不像中国房地产业通行的期房销售；一个是将国美的低价模式移植到地产项目上，甚至在报纸上打出五折、六折特价房有奖销售。
显然，做房地产与做连锁企业是不具可比性的，做房地产需要更大的资金流。但遗憾地是，黄光裕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
鹏润家园于1997年动工，因为资金极度紧缺，黄光裕曾经准备孤注一掷，把手中10多家国美电器连锁店全部抛售掉，然后拿这笔钱投入到地产项目的开发中来。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遂愿，一度濒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境地。
情急之下，黄光裕只得使出险招。据《财经》杂志报道：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商量，以挪借来的大批身份证办理虚假个人按揭贷款，从北京中行成功贷出3亿余元。报道称，黄光裕先后进行了“13亿元违规房贷”。
由此，黄光裕在鹏润家园的运作上显然是不太成功的。首先，从利益方面来说，黄光裕总共投了12亿元左右，前后持续了4年左右时间，实现销售收入却不到20亿元，这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同一地段、同一档次的楼盘的赢利能力。更关键的一点，是黄光裕因为运作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始陷进另外几项重要的原罪——涉嫌使用暴力、涉嫌权力寻租及涉嫌行贿官员。尤其是后者，让他在2006年遭遇了“13亿元违规房贷”的重大危机。
不过，此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2007年1月16日，国美电器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表示，公安部针对黄光裕及其间接持有的鹏润房地产公司的协助调查已经正式撤销。——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成功通过权力寻租脱身，使黄光裕在违法违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中关村项目上被绊倒。
前面已经提到，曾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据媒体报道，刚开始黄光裕对中关村并不热衷，因为他对于中关村的复杂状况早有耳闻，对段永基也一直十分警惕，甚至担心进入中关村有请君入瓮的意味。但因为有了强大的“权力保护网”，且许钟民又有恩于己，黄光裕最终决定赌一把。
《华夏时报》一篇文章如此评论：“黄光裕骨子里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这个朋友是许钟民，其身份是中关村科技的董事长，黄光裕的广东潮汕的同村伙伴，两人一起在北京打拼多年，关系非同一般。显然，在中关村一役上，段永基抓住了黄光裕的命门，顺利出局，留下一个烂摊子。”
但后来的事态，并没有朝黄光裕理想的方向迈进。在中关村这个“烂泥潭”中，这位曾叱咤风云的首富却越陷越深。2008年10月，黄光裕被警方控制、接受调查。11月，黄光裕被拘。
而就在同年10月揭晓的《2008胡润百富榜》中，黄光裕刚刚以430亿元财富第三次当上胡润版“中国首富”。
随着黄光裕一起倒下的是一批潮汕商人和多位政府要员。首先落马的是黄光裕的老乡、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随后，新恒基集团原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许钟民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黄光裕的另一位老乡，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2009年4月中旬，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落马”……
据说，随着落马官员的数量及级别“升级”，给看守所内的黄光裕带来了巨大压力。有报道称：2009年4月底，黄曾在看守所谋求自杀，被及时发现而未遂。
陈绍基被“双规”后，其之前有关“特赦”的言论引发了新一轮的联想。
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个人建议：在国庆60周年时，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特赦。“这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说。
虽然陈绍基提此建议时，黄光裕尚未因涉嫌操纵股价罪被调查，但有人还是注意到了其间的关系，特赦言论背后或许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逻辑。
在之前的2007年12月份，郑少东也抛出过“慎刑论”。“慎刑论”的核心观点，是“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从社会的反应来看，以郑少东在2009年1月19日被证实“双规”为分野，表现为饶有兴味的两种态度：2009年1月19日之前，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指责这一论调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1月19日以后，则又近乎一致地表现出意味深长的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
“慎刑论”招致怀疑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公众对黄光裕在2006年的非法贷款案中蹊跷脱身的联想。两年前的2006年，黄俊钦、黄光裕兄弟曾因其早年间一批总额13亿元的违法违规贷款，被公安部正式立案调查。2006年媒体以“黄俊钦、黄光裕被查”为题，对是次调查的初步情况进行了披露。据报道，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13亿元的问题贷款在鹏润和新恒基之间密切流动，最终流向境外，形迹可疑。这些资金既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黄俊钦兄弟创业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后也继续支撑其扩张。但到了2007年1月16日，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安部针对黄光裕及其间接持有的鹏润房地产公司的“协助调查已经正式撤销”。当时主持这项调查的，正是在与郑少东一起被“双规”的郑的副手相怀珠。
有媒体指出，黄光裕最喜欢的图腾莫过于鹰，他甚至以此作为鹏润集团的标志。其实鹰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40岁时爪子开始老化，喙变得又弯又长，翅膀变得十分笨重。它必须要做一个痛苦的抉择：一个是等死；一个是更新。但更新的过程既漫长又痛苦——首先，它必须很艰难地飞到高山之巅，找一个安全的悬崖筑巢；然后，再用它的喙狠命地击打岩石，直到长长的喙全部脱落；接着，它要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新喙长出来后，再用它把爪子上的指甲一根根地拔出来；等到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直到5个月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获得新生的鹰终于可以像从前一样展翅高飞了。经过这样一番长达150天的艰难蜕化，换来的是又一个30年的新生。
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2008年正好是他的不惑之年。但是，他会成为一个重获新生的老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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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陈往事
资本的江湖，充满友情，但更充满无情。黄光裕与陈晓之间的恩怨，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板”。
从最初的竞争对手，到其后在同一个战线共事，再到最后的反目成仇，从2006年到2010年的四年时间里，这两位重磅人物的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都与资本脱离不开关系。
永乐为何突然卖给国美，至今仍是一个谜。
外界原因分析多归结于永乐与摩根士丹利的“对赌协议”失利。
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在永乐的鼎盛时期，永乐总体规模虽然居于国美和苏宁之后，排位老三，但至少从2002年开始，它一直是中国利润最高的家电连锁企业。
至今，对于陈晓将永乐卖掉的举动，老股东和当时的职业经理人依旧难以理解。永乐的一位老股东邱伟（化名）就对媒体记者说：“当年永乐势头不错啊，我们才上市半年多，融来的十几亿元现金都还没有花出去，全趴在账上。”
时任永乐首席运营官的周猛，也非常确信永乐并非外界所传，受到与摩根斯坦利对赌协议的压力，被迫出售。
2010年，回想往事，陈晓给出了历史另一个面目。他这样做，并非被敌人缴械投降的不堪，而是抱着“共谋大业”的理想。“这个行业可能只有我能够做这件事。”陈晓说，媒体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
企业在做大，但陈晓却一直有个不能解脱的困扰：元老们如何跟着企业成长？突破不了老的局限，企业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入世后的中国，家电连锁企业竞争却越来越激烈。从2005年开始为陈晓做助理的一名人员告诉媒体记者，记得陈晓总是说“这个行业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想比别人往前多看一些，多走一步。
在陈晓海派商业文化的思维里，同行未必是冤家，不拒绝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从2002年联合12家地方领头家电连锁企业成立“中永通泰”开始，陈晓一直有心充当行业整合发展的推动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联手提高与供应商谈判的砝码，一方面在于对于中国入世后外来零售业的进入，有更好的应对之策。
2006年4月，陈晓邀请国美的黄光裕、苏宁的张近东、大中的张大中和五星的汪建国，在上海探讨联合发展超越百思买的可能性。陈晓坚信，在这个行业里，中国企业完全可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佼佼者，而在此之前[来源:www.caifugushi.com，除了垄断行业，还没有哪个中国公司能做“世界第一”的梦。“不过，要实现这个梦想，一定会出现结构性的矛盾。”
行业整合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早期，陈晓曾想和交往较深的张大中的大中电器合并。两人合作，各的其所：张大中年纪大了，无心留恋企业的控制权，只要拿到实际的利益即可；陈晓刚好借助这个更大的平台，来实现他的经营谋略。
但是，2006年4月，就是在他即将和张大中达成合作的关键时刻，结识了黄光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原定轨迹。
一位“上海绅士”，一位“潮汕狼”，竟生出相见恨晚之意，惺惺相惜。据媒体报道，黄光裕对陈晓的思维表示极大的赞同，并提出如果两个中国品牌联合推动产业转型，再向海外市场扩张，显然更为强大。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黄光裕，除了觊觎永乐的“盘子”外，显然他还有其他考虑。此时的黄光裕，因妹夫张志铭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将其赶下台，重新出任总经理一职。但此时，黄光裕已经把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到资本运作和房地产业务上面，找一个令他满意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急迫需要。极富行业眼光和经验的陈晓无疑是理想人选。
于是就有了2006年的夏天，当永乐与国美最终决定签约并购事宜前夜的那一幕：陈晓在位于上海康桥永乐总部的办公室，黄光裕坐在北京鹏润大厦的18层，两人来回传真了几封信。黄光裕是让人打印出来传真，陈晓则直接在传真纸上手写，一来一回，各写了五六封，那种热切的场面，互称老兄，谈的“全是高屋建瓴的行业理想”。
再之后的一幕是，陈晓从中国家电业第三强永乐电器董事长变成了昔日死敌黄光裕手下的职业经理人。 据媒体报道，跟着陈晓进入国美的旧部曾多次问过陈晓，为何要卖掉永乐？陈晓说；“不是我批评你们，你们就是站不到产业的高度。”陈晓觉得，他想建成百年老店的梦想，不一定非要借助永乐这个载体，有个更大的舞台将更好。
“当时黄先生和我之间还有很多关于行业未来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想法，所以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把永乐托付给了他，同时我也想真的和他一起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变化，做些共同的努力。”
永乐之于陈晓，是他赖以生存的根基，放弃永乐的载体，陈晓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作为的舞台。而黄光裕则认为可以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地把房地产业务上市了。
然而，显然两个人都太理想化了。因为，国美和永乐虽然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电连锁企业，但企业文化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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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差异
有媒体指出，国美在全国各地市场上的攻略简言之可称作“野蛮人的进攻”。它与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征服世界的做法，有着惊人相似：风格凌厉，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对市场原有玩家进行致命摧毁。
准确、凶猛、迅速地抢占，黄光裕的这种狠劲被一些人解释为潮汕商人的共同特征。
信奉现代商业技术，不动声色，但思维缜密的布局，则是“上海绅士”陈晓笃定的取胜准则。
因此，两人的相识相惜，表面上是英雄重英雄的举动，而骨子里，则是两个不同地域商人互相欣赏对方经商理念，希望互补长短的行为使然。
而两人最终的决裂，轻言之，是两个各有野心大男人的一场决斗；重言之，则是两个地域商人经商理念正面冲撞。
草根、聪明、狡黠、善走捷径、不受道德约束、善于自创规则，却又重乡情义气，这些都是历史上众多潮商的注脚。
潮商是现在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区商人的总称，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鸦片战争前后，潮商帮助清朝清剿太平军，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卖鸦片的特权。但是突然之间不准卖鸦片，潮商没有像徽商、晋商那样垮台，而是进入现代工业。由此可见潮商的弹性之大。
黄光裕是典型的潮汕商人。回顾国美争战史，上市前的国美，给人们留下一个开疆辟土所向披靡的“未来之王”印象；而上市后的国美，则给人们留下一个高举并购大旗，所到之处令人闻风色变的“侵略者”印象。
即便进了监狱，黄光裕犹不失其从容霸气的一面。据媒体报道，二审后，黄光裕对自己的关注不多，主要是考虑公司的事情。他看金庸的书打发时间，也要求律师把写他的《中国首富黄光裕》、《黄光裕内幕》带给他。他原来听说过这两本书，可是没有时间看。黄光裕也关心媒体和社会对他官司的报道，有时候觉得媒体想得比当事人明白。
而用十余年时间将永乐电器打造为华东最大区域性家电连锁商的陈晓，则是典型的海派商人。
江浙海派商人泛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商人。这两省一市地域相连，人文环境相似，在经济地域上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历史上同为出生意人的地方。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商界传统与习气，工商界人士的经营风格，有共性也有差别，但他们的生意底蕴都离不开两个字——精明。
而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派商人较早地接触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规则，对之习惯且会善于利用。
近代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世俗文明，这种文明因子在岭南文化中并不充分具备。岭南文化虽远离中原，却在骨子里奉中原文化为正宗，所以广东官民对于西方商业文明排斥的居多，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
而吴越文化，表面上也迎合中原文化，本质上却已经衍生出尊重个人、尊重个性、重视物质生活、重视世俗享受的全新的商业文明因子。因此之故，近代西方商业文明虽然首先叩击的是南中国的大门——广州，首先抢占的据点是香港，然而最终落户、生根、开花、结果却是在上海。
早先的上海原本是一大片滩涂，任由洋人折腾，中央集权的干预因此减少。在近乎丛林的上海滩头诞生的新族群多数必须依赖商业为生，他们不必受以往的陈规陋习约束，却必须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
这种丛林法则与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连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当年鲁迅即有信致李霁野说：“上海到处都是商人”；又致信廖立峨说：“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又致孙用信说：“上海是势利之区……”也就是说，这种“势利”已然有了一套程式，成为了一种秩序和文化。
不同的商业文化背景，使黄光裕和陈晓两人的发家历史和企业风格，变得迥然不同。从上海郊区集资的民营企业家，陈晓一直在不断变化，以期符合更高的市场规则，从聘请职业经理人到上市融资，步步补课。
反观黄光裕，一直在家电行业领跑，破除旧规则，建立自己的新规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内核就是：制造规则，简单直接地达到目的。
仔细对比黄与陈双方在特别股东大会上的提议，也可以发现各自鲜明的特色。黄光裕的提议仍然霸气十足，动辄要求公司“即时”对其要求做出反应，火药味相当浓烈。相对而言，陈晓方的提议本身只陈述了需求，未多加类似“即时”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命令式词汇，可谓进退皆可，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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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决裂
陈晓进入国美，黄光裕礼贤下士的姿态非常明显。但是，陈晓还是很快就发现他与黄光裕的差异，对国美，黄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他想要的是一个绝对执行他理念的人。把陈晓引进来的黄光裕则发现，陈晓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忠实执行的人。
陈晓的永乐旧部王可勤向媒体记者分析说，当2010年8月，黄光裕推出邹晓春而不是他妹夫张志铭来接替陈晓之时，就“非常清楚，黄光裕要的不是一个能干的人，而是一个容易控制的人”。
黄光裕最吝惜的是控制权。
据一位拒绝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5月前后，随着案情明朗，黄光裕曾从羁押地发出两封亲笔信，尽管只有短短两页纸，但措辞强硬、态度明确——公司缺钱他可以降低股权，但不能放弃控制权。
恰恰，被黄光裕称作有野心的陈晓希望要的正是黄光裕当初对公司的控制权。
无论是在永乐做老板时代，还是在国美做职业经理人，陈晓在公司的股份都相当小，在永乐时不足12%，在国美更不足1.5%。
知情者透露的一个细节是，黄光裕曾私下对人念叨过“陈晓有野心”。但是，人已经引进来了，讲义气的黄光裕也不好将陈晓怎样，依旧一脸和气地对待陈晓。但这一团和气存在一个前提——黄光裕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对国美的掌控权威。
此前业内曾流传一则轶事：只要陈晓在北京办公室，黄光裕就会特地让自己家的厨子给陈晓做四菜一汤送去，风雨无阻。而这也被解读为黄光裕一来对陈晓表达关心，二来则是提醒陈晓“你正端着我给的饭碗呢”。
这种解读虽然带有些许戏谑，不过也从侧面反映了黄容不得陈晓有僭越之心。
最终，无奈的黄光裕成立的独立于总裁之外的8人决策委员会，尽皆心腹，也被接近国美的人士看作黄光裕架空陈晓的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晓的失落感越来越明显。他曾向亲近的人提到过这种失落，但又自我安慰地说：“也能理解，任何新团队来了一个外人，防范之心总是有的。”
然而，矛盾还是很快就爆发了。永乐进入国美的少壮派，在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后，纷纷。其中有几个年轻敢言的中层，以到北京面见黄光裕的方式表达失望，指出那些被训练得只懂执行的国美人，很难有成长性[来源:www.caifugushi.com。对此，黄光裕十分恼火，不要说是中层干部，就是管理层也没有胆量对他提出批评。据当时一位“上访直言”的当事者回忆，黄光裕当时就发飙说：“给了你们永乐人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够？”
2008年5月，永乐旧将唐志斌到北京出差，特意去看望陈晓。陈晓感动得眼圈发红，永乐旧部认为他卖了企业还做CEO，没有骨气，基本不再和他往来。唐志斌说，晚上喝酒时，平时极为隐忍的陈晓提到没有多少实权的尴尬，面对黄氏风格浓重的国美管理体系，“很多事情很难推下去”。
不管怎样，黄光裕对陈晓是十分客气的，给足了陈晓面子。历数每次国美电器的相关会议，往往走在前台的都是陈晓，而黄光裕似乎刻意躲在幕后。
但这样，无论对黄，还是陈，都是一种无形的折磨。陈晓向唐志斌透露，他非常不适应现在的生活，准备在2008年底前卖掉所持的国美股份，换成现金，然后回上海老家做私募。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黄光裕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不得不庆幸，黄光裕赶上了一个历史好机遇。过往，一个企业家倒下了，这个企业基本上也就完了。但是，现在的环境不同了。在2008年11月27日这天，北京市公安局知会国美集团，黄光裕因涉嫌经济案件接受警方调查，同时告知，黄光裕事件与国美无关。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公安局此举，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国美电器的形势，不能因黄光裕一案而影响到国美电器的发展。媒体和公众在短暂的情绪宣泄后，也转向了理智面对，希望把黄光裕与国美区别对待的呼声日益高涨。
皮海洲撰文《不应将“黄光裕事件”影响扩大化》称：“如果不是有人另有目的的话，笔者以为，把黄光裕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化是没有必要的。毕竟黄光裕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即便是黄光裕真的出事了，也不意味着国美电器会出事。”
这之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诸多主流媒体，开始传递较为积极的信息：国美经营状况正常，未受黄光裕事件影响。
黄光裕突然消失，陈晓惊愕之余，仍然没有站到主角的位置，魏秋立和王俊洲是黄光裕授权的老臣子。
但臣毕竟是臣，现在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新君。
前文已经提到，黄光裕是绝对家长式的企业管理，在出事前，他在国美不可动摇的高度权力，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
一切突变。正是由于黄光裕强势的管理风格，高管团队只是忠实的执行者，在应对政府、银行及投资机构关系方面，没有一个人具备执掌大旗的经验。反而是曾担任过十几年老板的陈晓，成了一个例外。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出事后，黄家姐妹曾十分客气地对陈晓说：“假如永乐和国美合并后你没留下来，黄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姐妹去上海找你，你也是会帮忙的。”
这时的陈晓表态说，对黄总负责，就是要把公司管好。
然而，黄和陈终究经营理念不同。在短暂的喘息之后，陈晓开始了自己的资本操作路径，并逐渐与黄光裕走向了决裂，包括与家族经营式思维的决裂。
无论是黄的强悍霸气，还是陈的隐忍、老谋深算，在“黄氏国美”和“陈氏国美”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看陈晓在永乐如何在股份不多的情况下全权操盘，或许就能理解他进入国美后，给自己形成最大操盘空间的想法。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国美隐忍了多年后，他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司的操盘权。
紧张的应急后，2009年2月27日，国美在京郊的九华山庄召开为期3天的全国年会，推出了“优化转型”的2009年度战略，陈氏风格开始显现。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很多家电业高层均对陈晓团队带领国美渡过最艰难阶段的表现表示了赞许。
“他们确实不容易，若非有陈晓等核心高管当时一面安抚供应商，一面寻求投资者救急，国美离倒闭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一位彩电行业高管人士对记者表示，家电供应商们发现，过去一向强势得几乎霸道的国美，开始变得比以往温和了很多。
“陈晓更有意识，也更善于与家电企业主动沟通，更会倾听意见。”上海一家厨电企业老总对记者表示，陈晓的沟通在安抚供应商，避免国美被挤兑货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国美当时的处境之外，陈晓本人的性格也是国美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把老永乐的一些好的风格带到了国美，相比黄光裕，陈晓要谦和得多了，而且沟通过程顺畅多了。”
甚至国美竞争对手的一位高层亦对媒体记者表示：“国美的气质改变了不少，现在的竞争更为规范化，相比当年火药味、草莽味都消退了不少。”
对于陈晓力挽狂澜的作为，黄家也有赞许之言，但是，骨子里对陈晓的戒心，终于还是让黄光裕放心不下。终于，随着贝恩资本的进入，黄光裕与陈晓之间那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被彻底打破。
引入贝恩对于后黄光裕时代的国美是一个重要事件。
2009年6月，国美引入贝恩资本，融资不少于32.36亿港元，黄光裕股权被稀释。
这一融资行为，在随后的国美纷争，被黄光裕一方引为陈晓“狼子野心”的凿凿证据，陈晓被指醉翁之意不在酒，修补资金链是假，摊薄黄家股权是真。
如果说，贝恩一事是导火索的话，那么，接下来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争议则最终引发双方的公开决裂。
2009年7月，国美公告宣布了一项股权激励方案，总金额近7.3亿港元，覆盖了分公司总经理、大区总经理，以及集团总部各中心总监、副总监以上级别，共惠及105人，为迄今中国家电业股权激励之最。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当时就对陈晓的做法表示不满。黄认为，尽管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公司核心团队，但“在老板最危难的时候员工却在一边分配利益”是不合适的。而在陈晓一方眼里，黄光裕的出格行为为国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稳定内部军心确系当时之急。
陈晓说，这件事，他和黄光裕一直有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但黄光裕一直都是持反对态度。“黄先生反对，我感觉他比较狭隘。”陈晓说。
陈晓创办的永乐，是股权分散的企业，团队很多成员都有股份，而国美的管理层在此之前，并没有股权。
“相比黄光裕，陈晓更懂得分享。”业界如此评价陈晓这一举措，同时认为这成为其争取到国美高管层信任与支持的关键性举措之一，为高管们带上了“金手铐”，将他们与国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不赞成股权奖励，黄光裕有自己的想法。黄光裕的律师张庆方告诉记者：“黄光裕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考察了国内搞股权激励的民营企业，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文化，搞股权激励只是一个短期行为，职业经理人容易把精力用在短期的利益当中，关注的是股价而不是企业的发展。并且股价是有风险的，这会影响职业经理人的收入。黄光裕不想用充满风险的东西套住你。黄光裕说过大家的辛苦和努力都不是白付出的，他将来给的奖励比这个股权激励会大得多，让大家不要盯着这点小利益。”
不过，从表面上看，股权激励确实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06年，永乐被国美收购后，陈晓孤身一人北上出任国美电器总裁，7位副总裁均为黄光裕多年旧部。此时，在“陈黄决战”之际，国美的一众黄氏旧部高管，要么站出来“挺陈”，要么选择沉默，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高管层显然已通过国美的公告作出了他们的选择——支持现有董事会的构成和决定。
黄光裕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改名换姓。陈晓一系列“去黄化”行为，大大加强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被激怒的黄光裕终于出招。
2010年5月11日，国美电器周年股东大会召开，黄光裕夫妇派出代表连投5项反对票：外资股东贝恩资本的3名代表进入董事会；董事会对董事薪酬的厘定；董事会以所购回之股份数目扩大所授出有关配发、发行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授权。
而此举也将陈晓激怒，一改往日温文尔雅，发出狠话：“黄光裕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其实已经结束，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看清楚，还在挣扎，这样的结果绝对是鱼会死，但网不会破！”
双方矛盾公开化。
或许，应该这样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没有错。错的只是双方身处资本的江湖，错的是身不由己的形势，错的只是对国美电器未来发展的过度关切。正如陈晓所说，“我和黄光裕矛盾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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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规则
2010年9月22日，中秋长假的第一天，正是国美电器办理股份过户登记的截止日。当天下午，贝恩资本的债转股最终顺利完成，正式成为国美第二大股东，而国美第一大股东黄光裕家族在贝恩债转股后则被摊薄至32.47%。
讽刺的是，四年半前的2006年5月10日，就在不远处香港中环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的国美周年股东大会上，持有国美电器约70%股权的黄光裕对国美电器“公司章程”进行了最为重大的一次修改，授予国美电器董事会如下权力：国美电器董事会可以随时任命董事，而不必受制于股东大会设置的董事人数限制；国美电器董事会可以各种方式增发、回购股份，包括供股、发行可转债、实施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以及回购已发行股份……
在2008年底之前，尽管黄光裕不惜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通过套现自我摊薄股份，但国美一直姓黄——不仅因为其是缔造者，更因为他在国美上市后不断修改公司章程，塑造了一个权力无边的董事会。控制了董事会就控制了整个公司。
但不幸的是他出事了，将董事会主席职位让渡给陈晓。黄光裕做梦也不会想到，陈晓会用他自己铸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刺向了自己。因此，可以说，黄光裕如今面对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昔日构建的权力体系，而不仅是陈晓个人。
黑色幽默的是，他的救赎途径恰是他最初欲架空而后快的股东大会。
2010年9月28日，国美在香港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投票之前，在一家门户网站，黄光裕与陈晓的得票是243万比21万。由此可见，黄光裕获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赢得了道义和民意。但是，国美股东们，具体来说，应该是广大中小股东们投票的结果却与网民所愿相反。
经过投票，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5项议案中，除了撤销配发、发行和买卖国美股份的一般授权以54.6%获得通过外，另外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提案均未能通过。另一方面，现任董事局提出的重选包括竺稼在内的三名贝恩董事的提案，均获得通过。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投资者表示，这道选择题并不涉及道义，而是更多从公司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分析指出，陈晓方的胜利也是中小股东的胜利。在此次投票过程中，高达83%的中小股东选择了支持陈晓为代表的现任管理团队，只有8%的中小股东选择了支持黄光裕，这对陈晓方获胜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中小股东，选择支持陈晓方的理由显而易见：首先，作为创始人、此前在公司决策中奉行“一言堂”作风的大股东黄光裕，曾有高价“圈钱”之类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其次，尽管由陈晓方主导的国美也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但倘若由黄光裕方主导，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只会更多。因为黄光裕目前身陷囹圄，很难找到可以替代陈的合适人选。而且，现行董事会班子主体是黄光裕当初一手搭建起来的，既然这样一个他一手提拔的班子都会走上与他对抗之路，那么又焉知这次黄光裕派出控制国美的代理人，在他漫长的服刑期间不会生二心？
黄光裕需要的是对国美的控制权，投资者需要的则是公司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预期。显然，执掌国美最合适的人选就是黄光裕跟陈晓，黄光裕坐牢了，就剩下陈晓了。
而收回增发授权议案之所以获得通过，主要是因为中小股东跟黄光裕一样，不愿意自己的股份被摊薄。
因此，这种靠最终的投票权决定的结果，不管外界如果评价，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解读。这也表明，国美的股东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自己的选择。
分析指出，与股东大会最终结果相比，程序正义与理性精神更值得关注。
很难想象，如果接替黄光裕位置的不是具有极强海派风格的陈晓，是否还会干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指责，实施所谓的夺权行动。
人们犹记，当年瘦削的陈晓以国美电器集团总裁的身份首次亮相时，记者们多以同情的口吻问：“陈总，你没带一位旧部来北京，会感到孤单吗？”
如今，当年对陈晓报以同情的媒体却对陈晓发出了质疑和谴责，“黄光裕本来是托孤的，将国美交与你打理，黄有再多的不是，你也不能取而代之，夺取别人的公司。”
陈黄之战，放到西方社会，只是一场简单的创始股东与职业经理人大战。但这次却发生在中国，因此，陈晓个人的社会形象被很多道德卫道士所诟病。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说：“那些指责陈晓‘背叛’的人需要明白这样一点：假如国美还是黄光裕家族私人企业，那么陈晓的一些做法确有问题；但现在的国美是一家股东遍及国内外、在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陈晓需要服务的对象是全体股东，而不仅仅是大股东。在引进创业投资或公开上市之后，公司创始人由于种种原因一度或永久丧失公司控制权的案例，在国内外屡见不鲜，即使目前被‘苹果迷’们视若神明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也不例外。同样的事情，奈何我们有些人在发生在他国时就不遗余力赞誉其为‘规范’、‘公司治理典例’，一旦发生在中国就声色俱厉地斥之为‘背叛’、‘篡权’？”
这跟中国多年来经济发展内在的商业文化有很大关联。
在中国商业伦理和道德体系中，仍然具有强烈的忠奴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国美控制权之争爆发以来，网络上超过90%的网民站在黄光裕一边。“做人不能太陈晓”、“古有陈世美，今有陈晓人”等等成为网络流行语，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国美的职业经理人，陈晓必须忠于黄氏家族。
因此，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商业文化的角度来看，陈晓的胜出，实质上是对支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内在商业文化的颠覆。这种情况下，黄陈之争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控制权之争，陈晓的胜出，也不仅仅是得到国美控制权那么简单，而是对中国的商业伦理和多年来的职业经理人道德体系的重新拷问。
换一句话说，如果黄光裕胜出，也不是黄光裕本人的胜利，而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胜利。
因此，黄陈大战不是清宫戏，不是阴谋战，而是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上、中国公司民主史上的重要时刻。陈晓不是谁的奴才，黄光裕也不是谁的主子。在市场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社会最需要的是现代企业的信托责任，而不是白帝城托孤的刘备。
黄陈之争告诉大众，有人担心黄光裕的专断，有人担心陈晓与境外资本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制度进行制衡。双方心怀戒惕，却能够通过制度约束对方；双方为了更大的利益，摒弃成见通过谈判建立成本与激励机制，这才是现代社会的企业正常生态。
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场合，个人的个性与路径选择有可能成为企业悲剧，有时甚至夸大为国家悲剧；而在制度执行较好的场合，企业家的个性将为企业添光加彩。因此，黄光裕可以保持个性，但不能突破规则的底线；陈晓可以有自己经营理念，却不能违背信托机制损害投资者的权益。
由是，有人指出：没有黄光裕的国美，不会再那么嚣张，但也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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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出局
然而，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有嫌隙，对于一个公司来说，终究不是好事，是国美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国美之争还将进行下去。
不过，这个时间没有让人们等的太久。
2011年3月9日下午，陈晓走出鹏润大厦，钻进了那辆跟谁他多年的纯黑色的迈巴赫，随后，他给很多媒体记者发了临别赠言：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活！因为我们一起快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祝幸福快乐每一天。
身后的鹏润大厦无语。陈晓执掌国美电器的时代就此结束，接替他的是原大中电器董事长、大中投资董事长张大中。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结果：争来争去，强势霸道的黄光裕入狱了，老谋深算的陈晓出局了，一心想安度晚年、已经在家电连锁行业隐退多年的张大中却挑起国美的重担。
至此，张大中和陈晓于是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家电连锁业的一方诸侯，他们都曾与黄光裕为敌，他们的企业都曾被国美收购，他们前后担任国美电器的董事局主席。
然而，张大中与陈晓所扮演的角色却又完全不同。正如当初被国美收购后，陈晓选择继续做黄光裕的职业经理人，而张大中却彻底身退。
张大中的接任，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国美之争最关键的无外乎利益关系和权力平衡两点。而张大中出山，则是各方利益和权力平衡的最佳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前，张大中将大中电器转卖给黄光裕，从其手中拿走了36.5亿人民币，堪称彼时业内利益最大化的“套现”。36.5亿真金白银面前，张、黄作为竞争对手的所有恩怨“随风飘散”，一对业内“夙敌”转成故交好友。
有分析指出，此次张大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如当年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入狱后出任董事局主席的王殿甫，都属“友情演出”，承载“过渡者”功能。
黄光裕家族核心人士称，从一开始，黄光裕的妹夫张志铭和张大中都没有在考虑的名单之中。最终选择张大中是一种折中的选择。黄家曾倾向于邹晓春出山，但贝恩资本对并无零售经验的邹投了反对票。王俊洲原本是合适人选，但黄家却对其失去了信任。各方最终达成协议，选择了已经隐退多年的家电老江湖——张大中。
但要打动张大中是一件难事。显然，他不缺名不缺利，其重新出山背后更多的是感情因素。
知情人士称，黄光裕收购大中电器后，虽然张大中选择了全身而退，但至此化敌为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黄光裕将大中电器并购后一直保留着大中的品牌，也是让张大中心存感念的原因之一。现在出山，不需要太多的付出，不需要改变现有的生活和工作，张大中借此也还了黄光裕的情。用张大中自己的话说：“不就是一年开四次董事会嘛！”
张大中出山的因素，还包括他对陈晓的态度。知情人士称，陈晓的做法不符合张大中的价值观。不管外界对陈晓如何看待，在张大中看来，陈晓没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2006年，永乐电器和大中电器合并失败，也使张大中对陈晓“非君子不诚信作态”耿耿于怀。
张大中虽然出任董事局主席，却是非执行董事，这也意味着其并不会参与具体的公司经营管理，这与陈晓之前的职位有很大的不同。有陈晓与黄光裕的冲突在先，黄家决意不可能让同样的事情在张大中身上重现，这一点张大中想必心领神会。
同样，张大中出山，远比黄家直接掌控国美电器更易为贝恩等境外投资机构认可，况且张大中在业内也颇具威望，除了他，家电连锁江湖也难以再找到合适的人选。而且，为了获得贝恩投资的支持，黄光裕家族已经作出了“2012年前将非上市公司门店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业内人士指出，若估值高达100多亿港元的国美非上市门店，最终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注入上市公司”，贝恩可以预期的投资回报非常可观。
此外，张大中曾是王俊洲的老板，他的“空降”，可以有效成为曾经心生隔阂的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润滑剂。
对此，知名财经人士叶檀评论说：陈晓离开国美，这个结局从开始时就已经注定。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他是个职业经理人，不但没有过错，还有过河之功，在国美最危难时刻起了巨大作用，因此，他不该受到诛心攻击。陈晓完成了他的使命。
同样，正如陈晓当初的行为并不是对黄光裕的背叛，黄光裕方面如今的行为也说不上道德欠缺，离开狭义的道德江湖，我们才能在上市公司治理与职业经理人的天地里，看得更透彻一些。资本时代就是如此，以日后资产是否增值为惟一博弈目标考量。这是市场理性博弈的必然结果，没有人愿意鱼死网破。从这一点说，资本市场脱离了疯狂的道德攻击，向理性方向迈进了一步。
黄光裕入狱之后，国美历经三部曲：第一步由陈晓出面实行人机分离模式，确保国美不会出现机毁人亡的惨剧。贝恩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第二步通过黄陈之间的博弈，给贝恩资本与黄光裕之间划出底线，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绝对不会触碰，如黄光裕方面的控股权与对公司经营的控制力，如贝恩资本希望获得的溢价；第三步陈晓出局，进入黄光裕方面与贝恩共同执掌的时代。
从国美的一连串博弈可知，惟一能够与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创始人抗衡的，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职业经理人。不管今后张大中是否会进驻国美，国美都不会因此打上张氏烙印，而张大中将是另一个过客式的经理人，陈晓带领国美走出黄光裕入狱事件的阴影，而张大中则带领国美走上正常经营轨道，国美会就此走向常态化。
因此。“陈黄之争”的积极意义也许在于，对国美管理层、国美全体员工，乃至对整体国人来说，都对公司现代化企业制度及治理结构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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